中国工匠并不存在“精神”

导读:
“中国制造”的产品质量引发全民焦虑,以至于全国“两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也不得不提一笔,要发扬“工匠精神”。

“中国制造”的产品质量引发全民焦虑,以至于全国“两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也不得不提一笔,要发扬“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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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工匠精神,自然让人联想到各地博物馆里那些严丝合缝的木制家具、制作精美的器皿服饰,以及少部分地方千年不倒的建筑。如果再到日本的博物馆看看,同一时期他们的东西,大多数简直不值一哂(而今天我们却对日货趋之若鹜)。发愿要把我们的“工匠精神”恢复起来,大概源出于此。

但数千年积淀下来一些宝贝,却未必能反映工匠劳作的全部内涵,或至少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从那里可以继承一些“精神”。

传统工匠有“精神”吗?

苏州大学历史学者余同元先生厚达500多页的《传统工匠现代转型研究》一书,勾勒了传统工匠真实的社会处境:

第一,人身依附强,社会地位低下。金文中的“百工”,是近似于奴隶的手工业劳动。后来的官府工匠中,不少来自罪犯刑徒。唐宋以后,手工业者的身份地位有所提高,但“重农抑商”仍是基本国策,到元代又开始通过严格的“匠户”制度,对工匠进行中种种限制和奴役。

第二,身份世袭,职业固定。在清初废除匠籍制度之前,工匠都受到政府匠户和军户等户籍制度的严格限制,不仅职业世袭,而且一业终生,即便匠籍制度废除后,工匠职业终生和世守家业的现象仍然存在。世守家业的好处是便于技术的积累,但从中是否会诞生“工匠精神”,却是一个有待论证的问题。

第三是组织封闭,群体的话语权微小。中国很早就建立了匠户制度和和管理工匠的职官,但是工匠自己的组织却很晚才出现。这与欧洲中世纪的行会占领城市,并在权力斗争中取得自治权很不一样,甚至在浩如烟海的史书典籍中,我们很难知道几个工匠的名字,更多是皇帝、政客、文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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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中国古代的工匠,不仅社会与政治地位低下,而且一盘散沙,这样的群体,怎么会创造出一种叫做“精神”的东西?

至于中国古代的“工匠”能够把他们的制作的东西做得足够精美,除了上述身份世袭便于技术积累之外,还在于实行了“物勒工名”制度和“工师效工”制度。

所谓“物勒工名”,就是每一件产品上,必须刻上工匠的名字,以便上级有关部门检验查核。所谓“工师效工”,是指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工师”会检查考核工匠的产品,出现不合格产品,工匠会被治罪,反之,产品质量好,会得到奖励。

而且事实上,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崇尚简朴,反对“奇技淫巧”,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反对创新,要求墨守成规,大到修房造屋,小到制作家具玩物,都有固定程式,级别没到很高的程度,创新是不被认可的。这与中国学术解经、注经的深厚传统,可谓一脉相承。

回光返照的现代工匠

清代以后,匠户制度废除,官匠散入民间,其技艺成为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

在传统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现金收入,仍然是出售农副产品:粮食、经济作物和牲畜等,说到底都是与土地打交道。中长期来看,对一个家庭来说,种什么其实都一样。不过偶尔会有一些例外,比如1984年前后,我川西老家的中药材川芎一度卖到三四十块钱一斤,一亩地可以有上万元的收入,那一年种上川芎的,激动万分,说一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钱;没有种植的擂胸顿足,痛失百年一遇的发财机会。

但这些都是“浮财”,风头过后往往贱如泥垢,一脚踩上会折本一大截。除了种地谋生,更可靠的是学一门手艺。成为一名工匠,才是不错的选择。

一直到人民公社时代,对泥水匠、木匠、雕匠、解匠和石匠都是另册管理,不过时松时紧。他们被称为“五匠人员”,是农村生活经常需要的,学的人也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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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每个匠种对人的资质要求略有不同。对人的聪明程度要求最高的是木匠,其次是泥水匠;雕匠主要是木雕,要有很高的审美能力;“解匠”(“解”在方言中读如“改”,当年解放军攻占四川,乡人称之为“改放军”,几乎是一代人之后,才改称“解放军”)是两个人用五尺来长的大锯,将原木锯成板材的活计,属重体力活。身体瘦弱的成都诗人流沙河“文革”期间被遣回原籍金堂的木材加工厂,干了近10年解匠,累得生不如死,这种惩罚暗含的意思,仍是将工匠视为“贱业”;石匠主要是把石头加工成生活或生产工具。

最具严格师承关系的是木匠。木匠分为大木和小木,大木主要负责修造房屋,小木主要负责做木制家具。要把为数众多、各种规格、各种形状的木头加工打磨好,然后严丝合缝地拼接在一起,没有三年或以上的辛苦,几乎不可能学会。因此学木匠活的,多是心思活泛的农村青年,学成之后,在主人家干活,按天取酬,供应一日三餐,晚上酒肉款待;如果人笨,师傅多不愿意收为徒弟,即便勉强满师,将来也不容易找到活干。

退而求其次可以去学泥水匠。泥水匠的工作环境不如木匠干净。但这个活与木匠比起来,要容易得多,它讲究砌墙横平竖直,砖缝看上去是一条直线,不像木匠那么繁杂。当然也有绝活,比如砌灶头,有的泥水匠做的灶头,不旺火,太耗费柴禾,而有的泥水匠做的灶头,却能让人称心如意。

学雕匠和石匠的要少得多,主要是活少,竞争也不激烈,所以他们的活多显得有些粗糙,没有特殊要求,主人家也是将就了事。

解匠往往是双人组合,他们在木架前,面对面站着,手臂一左一右拉送一整天,而且还不能把木板锯得起伏不平,因此要有一身好力气,好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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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工匠灰飞烟灭

上述五匠人员更重要的身份是农民。他们干五匠的活,多半是在农闲时期,农忙时节,主人家也不大会安排修房造屋做家具等等。在人民公社时代,五匠人员从事五匠劳作,多在农闲时节,农忙时候不服从生产队安排,非但挣不到公分,而且要受到处罚,折中的办法是向生产队缴纳现金。

改革开放后的那些年,没有这些限制了,经济迅速发展,五匠人员的活动范围不再限于本乡本土,一些人到城里、到外地去承包工地,很快成了包工头。

第一批包工头主要是泥水匠。这是因为,城里的土木工程已经使用动力设施,木匠的重要性下降了,而泥水匠的需求无比强劲,泥水匠的地位脱颖而出,其中头脑灵活的摇身一变成为管理者或承包商。第一批百万富翁,多是泥水匠出身。这批人中的极少数,如果没有被市场淘汰,幸存下来的后来多拉起了建筑公司,家产巨亿的,所在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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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的木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此前不怎么瞧得上眼的泥水匠发财致富,他们要么在家乡给农民做做门窗,要么在工地上做做模板,小日子也算过得去,上世纪90年代,一种多用途的小型电动木器加工机器迅速普及,木匠活不再需要三五年时间的训练,只需要几个月乃至更短时间就可以上手。更要命的是,现代家具厂迅速建立,产品光滑油亮,设计现代时尚,而传统实木手工家具无论从设计到做工,总存在这样那样的瑕疵,因此迅速落败。房屋建造中木料使用也大幅减少,塑钢窗和订制门,使传统木匠彻底失去市场。

随着电动工具用于木头和石头雕刻,雕匠和石匠的传统手艺也迅速落败;电锯的到来,使开出来的木板又平又直又快,解匠也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终。

在我的老家,老派工匠正在老去,传统手艺事实上正在消失。在更早工业化的江南一带,传统工匠的消失要更早一些,前些日子在上海朱家角古镇,我遇到一名快60岁的制匾人,他早先也是木匠出身,祖传的手艺,到他这一代就没有生意了,索性改做牌匾,他的儿子宁愿到公司里去做一个收入不高的“白领”,也不愿意继承他的祖传手艺。

传统工匠在现代机械面前,破败得摧枯拉朽,让人回不过神来,在这种情况下,呼吁工匠精神,是在向谁喊话呢?

任何称之为“精神”的东西,均是自由意志的产物,在这层意义上,庄子所赞许的庖丁,其分割牛肉才“技进于道”,进入精神创造的境界。当工匠的社会地位形如奴隶,不会有所谓“工匠精神”;当工匠社会地位低下,他的职业不过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已,一有机会便要脱离,怎么会有心思去创造“精神”?当对工匠工人的奖励是“以工代干”时,同样也创造不出“精神”。直至今天,高考完毕,考生报考培养高级工匠的高职院校,多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社会氛围对工匠造成的压抑,远未褪去。

(作者:任大刚 原标题:中国工匠并不存在“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