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具在绘画中的体现

导读:
中国家具的历史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

一、汉代以前的中国家具概说

中国家具的历史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人类在自然界中谋求生存空间时,逐步学会了制造工具,建筑房屋,而家具在生产工具与居住之间,已成为人类不得不考虑的生活必需品,尤其是在摆脱游牧似的生活方式之后,家具对生活的的重要性就日益突出。

夏商周时期家具乃是我国古代家具的初始时期。商周家具的种类大致包括:席、扆、坫、筵等。席与筵最初的作用应该是避免让身体直接接触潮湿阴冷的地面。在没有掌握编织的技术时,席最初的材料可能是兽皮或者植物的枝叶等。根据它的功能,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后世的床榻;扆类似后世的屏风,但是它使用的场合非同一般,只能出现在帝王的厅堂之中。如《仪礼·觐礼》:“天子设斧依(扆)于户牗之间。”郑玄注云:“依,如今之绨素屏风也。有绣斧纹,所以示威也。”坫可以视为俎的朴素形态,它与俎都可以视为后世桌椅类之祖。禁是商周时的礼器,祭祀时放置贡品和器皿的台子,通常是长方体,形状像现在的箱子,所以说是箱柜之祖。 

中国古典家具——榻

到春秋时期,人们仍习惯于席地而坐。家具主要以几、案等为主。这一时期的木制家具大多加入了漆工艺,这样一来不但美观,显示使用者的身份和地位外,还起到了保护木质的作用。从河南信阳、湖南长沙战国墓出土的床、几、案等实物,可以看出当时的纯熟的漆工艺和彩绘技术,有的家具上还出现了精美的浮雕。据汉代司马迁《史记》记载,床、几、席为养体之具,其形制低矮,多为长者所用,用时,亦须施帐。

二、绘画中的汉代低矮型家具

从原始社会中沿袭而来的席地而卧的习惯直至春秋战国时期仍然得以保留,汉代人们仍然习惯于席地而坐。汉代绘画的遗存主要是壁画、画像石和画像砖。汉画已经具有了统一的风格,主要是以线描为基础,勾画立体形象。汉代绘画中所绘制的家具已经能看到家具的形制,并能让我们了解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性。从汉代画像上可见汉代人生活活动,如读书、待客、宴饮、议事等,基本上都离不开席榻。当时的家具类型大致包括席、几、案、榻等。汉代家具已经注重实用性,而礼教性的含义逐渐减少。下面来看几幅汉代画像砖所绘家具。

(一)筵席

由于汉代人席地而坐的生活方式,筵席类铺陈用具仍是非常流行,但在制作上比先秦时期更为精美,边缘部位一般都加以包裹,而且品种样式也更加丰富多样。

筵的使用方法还是和先秦一样,一般都铺在地上。席的使用则和筵不一样,常放在筵上或者床榻上。但当它们分开使用时又统称为席。在汉代画像中的筵和席一般不太容易被分辨出来,但从他们的形状大小和陈设方式来看则一目了然。因为汉代仍延续着中国传统的礼仪文化,单个人独坐的席一般都比较高贵,常为画面中的主要人物或者身居高位的人所使用。汉代画像中两人合坐一席的形态也很常见。其中有的表现的是夫妇二人,有的表现的是同辈好友。这种合席的形式主要体现了连理、友好的关系。当二人关系不好或者有矛盾发生时,古人常常以割席别居来表达对对方的不满。图1为四川大邑宴饮画像砖,图中描绘了当时贵族宴饮作乐的场景,他们坐在长方形的席子上,摆在他们前面放置酒杯的四足案非常简单,朴实无华。在座位的安排上可以看出都是两三人为一席,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盘腿而坐于席子的中间,从画中已经完全体现出了汉代人们宴饮生活的方式。

图1、四川大邑宴饮画像砖

图1、四川大邑宴饮画像砖

(二)床榻

床榻在汉代人们的生活中扮演者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在汉代画像中的形象也格外引人注目,常常被绘于画面的首要位置。从画像中还可以看到在床上经常配以帷帐,周围置有屏风和几案等辅助陈设,这种组合方式直接构成了汉代人们起居生活的主要内容。从大量的汉代画像中,我们可以发现当时的床榻主要有屏大床、无屏床榻、有屏坐床三种。

1、屏大床

屏大床是当时屏床的常见形式,在床的背后常常立有较高的屏风,屏风上装饰有美丽的花边纹饰,屏风中间装饰有别致的图案。这种床在河南洛阳、山东安邱都有发现。尤其安邱画像石中的大床形象十分精美。床体比榻稍微高一点,两组之间雕有曲线形牙板,床上坐有两人在闲谈,人物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宛如真人一般;左边大床的后屏旁边还置有器物架,上面放有剑、杖、“夹漆”等陈设物品。在洛阳出土的大床则与之不同,不仅设有装饰屏还饰有紫色的床帐,床帐微微收起,色泽鲜艳,形象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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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屏床榻

此类床榻形式多样,在汉代画像中比比皆是。通常形体较小且方形的称之为“枰”,也叫“独坐”。枰上只能坐一人而且所坐着为地位尊贵的人。榻在当时也见有大小两种,小的多为长者或主人独坐;大的乃是多位长者或贵宾合坐的,也称这种坐法为合榻。如图2为四川成都著名讲学画像砖,图里的经师安坐在榻上,学生则恭恭敬敬地坐在席上,身体略微前倾,认真聆听老师的讲解。这里可以看出,榻的形制矮小,并且没有太多的装饰。但相较与学生的席来说,似乎更为庄重一些,从此可以看出榻在理法社会场所具有的意义。

图2、四川成都著名讲学画像砖

图2、四川成都著名讲学画像砖

3、有屏坐床

这类坐榻在造型上与床大致一样,但在体量上却比床要小一些。也正是因为如此,其使用起来非常方便[4]。这种坐榻的经典形象在河南新密市、淮阳、陕西西安及河北安平县的汉墓中都有发现过。其中陕西西安西安理工大学出土的西汉墓室壁画(图3),是两面围屏的坐榻。图中后方女主人和宾客并排跪坐于围屏之前的木榻上欣赏乐舞,前方两侧各有一组女性,席地而坐,面前有案。围屏较高,从躲在围屏后一站立侍女可以看出围屏有一人多高,木榻属于较大的床榻,席间坐了六位观赏歌舞的女宾和一位女主人。木榻和屏风都无太多华丽的修饰,更多的是大气和端庄。

图3、西汉 陕西西安宴乐图

图3、西汉 陕西西安宴乐图

以上汉代画像均展现了低矮型家具及当时的生活状态,从中可以对早期人们的起居方式有了大体的了解。

三、绘画中的魏晋南北朝过渡型家具——以相关名画为例

魏晋南北朝为中国历史上又一特殊的历史阶段,它的特殊性表现在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迁徙与融合,这种交流与融合,涉及到方方面面,举凡生活习俗、语言文字、政治举措及其制度;另外加上外来佛教在中土的兴盛,而异域的生活样式及其器物伴随教义一起在中土找到得以生存的土壤。而是时士阶层在受到多种文化形态的刺激下,精神亦较前世开放,这当然会影响到艺术创作上的追求。多种多样的精神享受、无拘无束的个性发展,给这一时期绘画艺术的空前发展造成了有利条件。绘画种类开始分科,道释画成为独立画科,山水画也从人物画中脱离出来。

从绘画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阶段是人们起居方式和家具设计从低矮向高型过渡的转折时期。家具正因受到佛教影响从而在设计上体现出广泛的禅韵。自魏晋以来,垂足而坐的起居方式及产生的新的家具特点受佛教的渲染普及民间。此时新出现的家具主要有扶手椅、束腰圆凳、方凳、圆案、长杌、橱等竹藤家具。床的尺寸明显增高,并增加了附属设施,如床顶、床帐以及可以拆卸的围屏。另外座具的种类增多,可见魏晋以前的席地而坐的习俗正逐渐转变为垂足的坐姿。家具亦从低矮型向高型家具过渡。

(一)东晋顾恺之画中的座具

东晋时期出现一位画家顾恺之,他在道释画、人物肖像画上造诣很深,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在他的绘画中描写了一些当时的家具。

图4、东晋 顾恺之《斫琴图》(宋代摹本)局部

图4、东晋 顾恺之《斫琴图》(宋代摹本)局部

顾恺之的《斫琴图》(宋代摹本,图4),描绘了古代文人学士正在制作古琴的场景,图中共有14人,人物动作神态不一,或断板、或制弦、或试琴、或旁观指挥,还有几位侍者(或学徒)执扇或捧场。人物衣纹的线条细劲挺秀,并用青、赭晕染衣袖领边等处。画中出现了矮榻跟席,说明当时仍有席地而坐的习惯。

图5、东晋 顾恺之《洛神赋》局部

图5、东晋 顾恺之《洛神赋》局部

在他的作品《洛神赋》中(图5),出现的坐榻,这一坐榻在高度上并无大的变化,但细看,这却是个箱体形独坐榻,而在箱体形的四周都有灵芝形镂空雕饰。这里展现了画家的造型造诣同时体现出家具设计者精巧技艺。

图6、东晋 顾恺之《列女仁智图卷》局部

图6、东晋 顾恺之《列女仁智图卷》局部

他的另一幅作品《列女仁智图卷》(南宋临本),此附图共收集了15个列女故事,其中一段绘有一个榻(图6),只见卫灵公所坐的榻三面都有屏风包裹,屏风上还画有山水画,此榻没有榻足,直接放于地面上。

图7、东晋 顾恺之《女史箴图》局部一

图7、东晋 顾恺之《女史箴图》局部一

他的作品《女史箴图》(现存为唐代摹本),《女史箴》原为西晋张华的一篇文章,顾恺之的作品就是依据张华的文章创作的①。原作本有12段,现仅存9段,并且还是唐代的摹本,虽然如此,对我们研究当时家具的形态依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在画的其中一段出现了床,由图7我们可以看到此床体很大,四面设屏,前面为活屏可供人上下出口,一人坐于床上,身体依靠在屏上,而另一人则坐在活屏口,双脚可以垂足坐立,可见此床的高度,床的顶端还有幔帐挂下来,整个床好像一个箱体,并雕有壶门轮廓,四周是封闭的,非常讲究。这说明当时的居住空间在高度上的拓展和人们的起居生活已不再完全围绕地面活动,也是家具从低型向高型过渡的重要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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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东晋 顾恺之《女史箴图》局部二

图8、东晋 顾恺之《女史箴图》局部二

在《女史箴图》中还出现了铜镜(图8)。画中一女跪坐于榻上,面对铜镜正在梳妆打扮,后有一女站立,正为其梳头。画旁题箴文:“人咸知修其容,莫知饰其性;性之不猸,或愆礼正;斧之藻之,克念作圣。”这种“修容饰性”观念也影响到民间,普通女子也要按《女史箴图》所定下的“女子标准”来规范自己。

(二)北齐杨子华的《北齐校书图》

图9、北齐 杨子华《校书图》局部

图9、北齐 杨子华《校书图》局部

《北齐校书图》的背景是北齐天保七年(556年),文宣帝命樊逊及秀才高乾和等十一人共同刊校国家收藏的五经诸史一事。图中画三组人物,中心是士大夫四人坐于榻上,榻上有盘盛的菜肴、酒杯、砚台、箭壶、琴等物。榻内侧一人大概是樊逊,正认真执笔书写,其余三人,一人手拿毛笔,一手举着刚写完的书卷正在审阅,另一人是背面,盘腿而坐,琴一角搭在腿上,一角搭在榻上,伸手拉住右边一人的腰带,右边此人似乎欲逃酒下榻,一个童子正给他穿靴。榻边围着五个侍女,画左侧有奚官三人,一灰一白两匹马,都静立观望。画的右侧一身着红衣的人正在批阅文件,前面一人正手捧文件弯腰等待批阅,旁边站立三人。如图9看到,图中所绘的榻十分宽大,可供五六人同坐于上面,在两侧的人都可以垂足而坐,说明榻的高度也发生了变化。图右侧批阅文件的人坐在一把胡床上,据记载,胡床是在东汉末年进入中国,但在绘画中表现不多见,这幅作品中的胡床是较早出现的。胡床不是汉民族的座具,而是西北游牧民族的家具之一。因为它可以折叠,携带方便,可提可挂,所以在晋代广为使用,由此作品得知,胡床已经进入了上层人家。

画家用强烈的对比把古琴、床榻等家具突出表现出来,作者在绘制人物时,用精美的线描将人物勾出,画中心的人物用白色渲染,旁边人物敷以淡彩,而出现的家具用浓重的黑色表现,运用以黑压白,以白衬黑的方法把人物的柔美与家具的硬朗的特点表现的淋漓尽致:又在刻画故事情节时,将人物分组,运用人物高低错落的表现形式把画面气势连贯起来。从这幅作品不难看出杨子华的高超画技。正是由于画家精湛的技艺、精细的刻画和丰富的表现方法才使得我们得以见证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和家具的发展状况。

四、结论

从汉代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具经历了一个从低型逐渐向高型转变的过程,这与当时的时代文化、生活和艺术是分不开的。

汉代绘画以汉代画像石为例,表现了当时的现实生活,反应出当时的儒家礼仪规范,艺术语言在表现手法上体现出厚重、简略、概括的特点,给人以庄严、敬重的气息,虽然不同于后世所流传下来的壁画以及纸本或绢本绘画,但在当时也能体现出汉代的审美趋向和生活状态。由于当时人们具有席地而坐,席地而卧的生活习惯,因此相应地出现了席、榻、几、案、床等家具以地面中心的低矮造型。

从两汉到魏晋,几经战乱,儒学的经典理论逐渐被道家玄学取而代之,时代和文化的变迁,加之佛教外来文化的广泛传播,使得当时文人士大夫的生活、精神和对艺术的追求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发扬个性,追求潇散的精神和生活状态,出现了一批著名画家,他们在继承汉画传统基础上同时向精密的技巧发展,画种也开始多元化,在绘画中出现的家具精描细写,并辅以颜色。由当时绘画我们可以看出,席地而坐的传统生活方式还没有完全改变,但高型家具已经出现,比如高型的床、榻。佛教文化的传播和民族大融合使得外来少数游牧民族跟西亚、古印度的高座家具也进入中国,正是因为当时人们追求无拘束的生活状态,加上垂足而坐的方式又很方便,所以高型家具如凳、扶手椅等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个时代便成为了高型家具和低矮型家具并存的过渡时期。

(作者:王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