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为天下先”的广作家具

导读:
如果说“京作”家具宫廷味浓、豪华气派,“苏作”家具轻巧雅丽、文人气息浓郁,那么“广作”家具则以华贵精美、雕刻繁复著称。广作家具造型厚重、较为夸张,西式纹样较多,曾成为宫廷家具的主导风格。

如果说“京作”家具宫廷味浓、豪华气派,“苏作”家具轻巧雅丽、文人气息浓郁,那么“广作”家具则以华贵精美、雕刻繁复著称。广作家具造型厚重、较为夸张,西式纹样较多,曾成为宫廷家具的主导风格。

广作:泛指广东地区制作的古典家具,始于明末清初。广州地处我国门户开放的最前沿,是东南亚优质木材进口的主要通道,同时两广又是中国贵重木材的重要产地,得天独厚的条件促进了广作家具的发展。加上当时西方传教士大量来华,传播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也促进了中国经济和文化艺术的繁荣。这些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赋予了广作家具独特的艺术风格。清中期以后,广作家具因其形体造型、装饰手法、艺术风貌都与传统明式家具不同,成为一种时尚,并处于主导地位。

广作家具用料粗大充裕,大多用一种木料制成,常用紫檀或酸枝。且不加漆饰,使木质完全裸露。另外,其装饰花纹雕刻深峻,刀法圆熟,磨工精细。它的雕刻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受西方建筑雕塑的影响,所刻花纹隆起较高,个别部位近似圆雕。广作家具深具岭南文化底蕴,精细、华丽、大气,是清式家具的典型代表。作为中西合璧最早且成功的诠释,广作红木家具仍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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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作家具特点

1、善于植入玻璃油画

广作家具大量采用了西方的装饰风格及技法,例如采用珐琅镶嵌、象牙雕刻、玻璃油画装饰,形成了一套广作家具独特的装饰手法。

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周京南表示,在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的广州口岸,玻璃油画大行其道,当时一位叫做德经(De Guigue)的西方人在其游记中称广州为中国的玻璃画中心,并记载了广州玻璃画的具体绘制方式:“中国画家喜欢用薄的玻璃镜做画板,因为厚的玻璃镜会使颜色变浅,影响画面效果。他们一般用油彩绘制,有时也用树胶混合颜料作画,绘制时画家先画出图案轮廓,然后用一种特殊的钢制工具将镜背面相应部分的锡和水银除去,以便划出一块清晰的镜面来绘制图案。”

随着玻璃油画工艺在中国的盛行,很快这种源自西洋的装饰技艺开始出现在了家具制作上,特别是在屏风类家具上应用广泛。清代中期以后,统治者大兴土木,营建离宫别苑,在这些建筑内充斥着大量的可供观赏陈设的家具,如大型的围屏、悬挂于墙壁之上的挂屏、小型的炕屏等,而画法精湛、吸收了西方绘画风格的玻璃画家具也随着统治者的偏好传入了清代宫廷中,成为清代宫殿居室内部重要的点缀。

2、装饰题材“西化”

广式家具的装饰纹样,也受西方文化艺术的影响。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胡德生介绍说,明末清初之际,西方的建筑、雕刻、绘画等技艺逐渐为中国所应用。

自清代雍正至乾、嘉时期,模仿西式建筑的风气大盛。除广州外,其它地区也有这种情况。如在北京西苑一带兴建的圆明园,其中就有不少建筑从形式到室内装修无一不是西洋风格。为装饰这些殿堂,清廷每年从广州定做或采办大批与之相协调的中西结合式家具,即以中国传统做法做成器物后,再用雕刻、镶嵌等工艺手法饰以西式纹样。

这种西式纹样,通常是一种形似牡丹的花纹,也有人称之为“西番莲”。这种花纹线条流畅,变化多端,可根据不同的器形而随意发生延伸。它的特点是多以一朵或几朵花为中心向四周伸展枝叶,且大都上下左右对称。如果装饰在圆凳上,则枝叶多作循环式,各面纹饰衔接巧妙,很难分辨它们的首尾。

广式家具除装饰西式纹样以外,亦有相当数量的饰以传统纹样。如各种形式的海水云龙、海水江崖、云纹、凤纹、夔纹、蝠、磬、缠枝或折枝花卉,以及各种花边装饰等。有的广式家具则中西两种纹饰兼而有之;也有些广式家具乍看都是中式花纹,但细看起来,仍或多或少带有西式痕迹。在众多的广式家具中,带有洋式花纹或西洋纹饰痕迹的约占十之六七。

融入“西洋风”的传统家具

清代广作家具制作在中国传统家具的基础上结合西方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的各种家具形式和工艺技法,创造了花样多变的华丽的家具式样,而且用料厚重,富丽堂皇,这种新颖的家具逐渐受到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喜爱。

17世纪末至18世纪,欧洲巴洛克和洛可可的艺术风格正如火如荼。广州作为中国最早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窗口,最先接触到这些风格。在继承中国数千年家具工艺传统的基础上,广作人将巴洛克和洛可可风格融入家具中,开创了“广作家具”。在诞生之初,广作家具上流淌着“敢为天下先”的血液。从那以后,广作家具就一直以“中西合璧”的特点发扬光大了几百年。

清代统治阶级追求一种绚丽、繁缛、豪华之气,这种思想集中反映在室内陈设上,贵胄显要们竞相斗奇夸富,“不差钱”的心理膨胀,他们调集能工巧匠大肆修建住宅、园林并配置相应的家具,彰显其显赫的气势,而广式家具富丽堂皇的风格特点尤其受到清代宫廷、官绅、文人的追捧和提倡,最终这项由民间兴起的家具艺术形式得到了当时统治阶级的推崇,并成为继苏作家具之后的另一种宫廷家具的主导风格。

据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周京南考证,清代广东家具的制作名工辈出,清中期每年广东地区地方官员都要向朝廷进贡大批的广东地区名物,其中就有做工精湛的广作家具。清皇室每年除在广州定做、采购大批家具外,还从广州挑选优秀的工匠到皇宫,为皇室制作家具。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记载,乾隆二十年,造办处曾从广州引进家具人才。

史载,雍正年间就有罗元、林斌、贺五、梁义、林志通等多位广东硬木家具名匠奉召进京供职。光绪皇帝成婚前夕,广东名匠梁埠特地被召入宫中,为光绪定制了大婚用的龙床。一时间,广州工匠在京城的身价和受宠程度大大盖过了苏州工匠。

内务府造办处的“广木作”里汇集了来自广东地方的优秀匠师,为清代皇家打造家具器用,除了广木作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的“油木作”、“珐琅作”也承担了清宫广作家具的制作。清宫造办处的“广木作”为清代宫殿、行宫、寺庙生产了大量的家具,这些家具涵盖面很广,屏风、佛龛、盒座、香几等皆有,有些家具如“紫檀木西洋四方龛”、“掐丝珐琅玻璃油画格子”等作品明显受到西方风格的影响,现在故宫博物院内还珍藏有不少广作风格的家具。

在历史浮沉中行进

被裹挟在历史的洪流中翻转前行,或许是中国传统文化无法逃脱的宿命,广作家具也没能幸免。自清末开始的近百年的战乱和运动,让广作红木家具和其他手工业一样凋敝。70年代鼎盛时期,由广州著名的红木雕刻艺人创作的“宝鼎床”被时任中国驻美大使选中带到美国,成为直接由广州出口美国的第一件家具。

二十多年前来自广东当地、台湾甚至海外的人们带着曾经在动乱日子里遭到破坏的红木家具,或重新雕花,或换板,“该补就补,该修就修,该上蜡就上蜡,红木家具修复的社会需求在当时十分火爆”。修复后的红木家具除了继续使用外,也有部分重新回到流通渠道。进入21世纪后,广作红木又进入了继承、发扬新阶段,在造型、装饰、功能等方面都有着创新的必要。凳子的高度做一些调整,可以更加符合现代人的习惯;麻将桌下方设置一些可以放杯、放筹码的空间。诸如此类的尝试,都是广作红木家具创新改良的代表。

创新是精神内核

“任何事物发展肯定要融入时代的元素,广作家具发展到现在也不能一成不变,在工艺、造型甚至功能上,也会融入一些当代的元素”,深发工艺家私(深圳)有限公司厂长潘文武也是广作红木家具创新的拥护者。他表示,红木家具由于受到木材的限制,人们最多在外观上、部分在功能上进行改造,比如以前家具上雕刻一些龙、凤等传统的纹饰,现在则雕刻长城、改革开放大好河山等具有新时代气息的图案。

广作红木家具不仅在历史上最早实现了亦中亦洋的混搭,而且善于因地制宜、美丽与智慧并重的创新,例如将云南的大理石或岭南的螺钿镶嵌在坐具背板上,不仅为家具添上绚丽的光彩,而且能让南方漫长的夏天更凉快。

在谈及文化传承的时候,红木品牌企业也透露出所遭遇的困难,工匠成本的增加首当其冲。据了解,目前在广东,技术精湛的木工月薪可达八千元至一万元,但目前平均年龄普遍在四十岁以上,年轻人对这个行当不感兴趣,后继无人压力凸显。另外,行业的发展、竞争的加剧也意味着规模较小、经营落后的广作红木企业势必要进行工艺技术、管理制度的升级,否则将面临被淘汰的风险。即使困难重重,广作红木的发展前景依然被看好,业内人士都认为,在传统文化的历史意义日渐被放大之际,作为传统手工艺瑰宝的广作红木也将拥有愈加广阔的市场。

故宫仍存有广作精品

据周京南介绍,从现今故宫所存的广作家具来看,广作风格的宫廷紫檀家具造型以厚重为主,整体较为夸张,腿足部多为刚劲挺阔的方回纹马蹄足,高束腰或特高束腰,束腰上下一般都有肥厚的托腮,分别雕仰莲纹和俯莲纹,为典型的须弥座形式或变体蕉叶纹。

不少家具在顶部装饰有带雕饰的部件,看上去类似帽子,受西洋风格影响,有些家具部件的造型源于西洋古典建筑。在装饰上,常镶嵌色泽艳丽、对比强烈的材料,如画珐琅、掐丝珐琅等。

在故宫博物院咸福宫内陈列有一套清中期乾隆时期的紫檀屏风宝座,这套屏风宝座制作不惜工本,整体采用紫檀大料,造型厚重凝华,富丽大气。屏风帽子上采用深浮雕手法雕刻着具有巴洛克风格的西番莲花纹,而屏心和宝座靠背上则雕刻着中国传统的山水人物纹饰,宝座足端的装饰吸收了西洋的装饰风格,底足兜转有力,内翻回纹马蹄上雕饰出洛可可风格的卷草纹,可谓中西合璧,是一套典型的广作风格的清宫紫檀家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