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作家具：从民间到宫廷

广作家具、苏作家具、京作家具被誉为中国清代家具的三大名作，形成了独特的中式家具风格。

在存世于今的清宫家具中，有很大一部分家具是受到岭南地区广东家具的影响，这类家具，用料考究，造型厚重，装饰风格华丽精美，中西合璧，具有着鲜明的广式家具的风格特点，下面笔者就所看到的档案史料，并结合故宫现藏家具实物，进行简要梳理，就广作家具从民间到宫廷的演变以及广作艺术风格对清宫家具的影响概述如下。

广式家具产生的背景

广东地处南疆，北倚五岭，南临大海，山川秀丽，物产富饶，人文毓秀。有清一代，广东经济发达，商贸繁荣，工艺美术异彩纷呈，而省城广州更因“一口通商”政策成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汇之地。广式家具的产地在广州，广州是对外贸易的窗口，是中西文化折射的焦点。从陆域山川形胜来看：“五岭北来峰在地，九州南尽水连天”。广州地处南疆，采中原之精粹，将中土文化汇集于此，面对蓝色的海洋。秦汉时，中国商贾多至岭南货易，及晋、南北朝广州乃为市舶所聚。明清之际，“中华帝国与西方各国之间的全部贸易，都以此地为中心。中国各地的产品，在这里都可以找到；来自全国各省的商人和代理人，在这里做着兴旺的、有利可图的生意”(瑞典龙思泰：《早期澳门史》中的“广州城概述”)。据《南越笔记》卷六记载：当时设有太平粤海二关：“粤东省境，北通西江、东浙、南楚诸处者为太平关，在韶州。其东南接诸洋面及粤西、闽、滇各省海运商贩者为奥海关。各关口俱滨海岸。粤地出产繁多。陈若冲记中所云‘人物富庶，商贾阜通，故市中出纳喧阗，盛于他处’”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南洋各处的优质木材及香料，首先要由广州进口，制造家具的原材料比较充裕，这些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赋予了广式家具独特的艺术风格。

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是清代经济、文化、外贸迅速发展的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频繁，西方传教士的大量来华，传播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西方的美学观念，促进了中国经济和文化艺术的繁荣。中华民族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成份，融汇于传统文化之中并创造了崭新的文艺形式。清代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放海禁之后，进出口贸易隆盛，也为外国文化和欧洲美术进入中原和内廷，大开方便之门。当时，从欧洲输入的绘画、版画、金工、珐琅、玻璃等作品最先经过广州，再贡进内廷或流向各地大城市。其工艺技术往往也首先在广州生根、开花、结果，再向各地传播。

清宫盛行广作风

由于清代广作家具制作在中国传统家具的基础上结合西方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的各种家具形式和工艺技法，创造了花样多变的华丽的家具式样，而且用料厚重，富丽堂皇，这种新颖的家具逐渐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喜爱，此时统治阶级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表现出极大的欲望，追求一种绚丽、繁缛、豪华之气，这种思想集中反映在室内陈设上，贵胄显要们竞相斗奇夸富，“不差钱”的心理极剧膨胀，他们调集能工巧匠大肆修建住宅、园林并配置相应的家具，彰显其显赫的气势，而广式家具富丽堂皇的风格特点尤其受到清代宫廷和官绅、文人的追捧和提倡，最终这项由民间兴起的家具艺术形式得到了满清统治阶级的推崇，并成为继苏作家具之后的另一种宫廷家具主导风格。

这一时期广东家具的制作名工辈出，清代中期每年广东地区地方官员都要向朝廷进贡大批的广东地区名物，其中就有做工精湛的广作家具。清皇室每年除在广州定做、采购大批家具外，还从广州挑选优秀的工匠到皇宫，为皇室制作家具。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记载，乾隆二十年，造办处曾从广州引进家具人才。乾隆二十年记事录：“八月初四日……粤海关在案，今粤海关李永标送到广木匠王常存、朱湛端、冯振德……等五名，查从前送到广木匠冯国枢照，现有广木匠林彩等四名，议给每月钱粮三两，每季衣服银七两五钱，广东安家银六十两，奉旨：冯国枢每月赏给钱粮银三两，每季衣服银五两，广东安家银六十两……”从上述档案可知，当时清代内务府造办处以丰厚的银两从广东聘进手艺高超的工匠，为清代皇家打造家具。

内务府造办处的“广木作”里汇集了来自广东地方的优秀匠师，为清代皇家打造家具器用，除了广木作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的“油木作”、“珐琅作”也承担了清宫广作家具的制作。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里为清代皇室打造家具器用的记载比比皆是：

乾隆十二年六月十六日(广木作)催总达子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思永斋后楼现安四方亭式龛的座下无裙板，着添做裙板，先画样呈览，准时再做，钦此。于本月二十二日司库白世秀、催决达子将画得裙板纸样一张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准番草花样，用柏木紫檀做成。钦此。于七月十七日，司库白世秀将做得紫檀木柏木雕番草花裙板一分持进安讫。

乾隆四十四年“广木作”：“正月二十八日，员外郎四德五德来说太监鄂鲁里交珐琅顶紫檀木西洋四方龛一座(内供铜佛一尊)，木胎金漆无量寿佛一尊，传旨将无量寿佛一尊照西洋式方龛样式做成一对龛，背后刻字填金，钦此。”于九月十九日将金漆佛一尊配得嵌珐琅片西洋四方龛一座持进呈览，奉旨将龛背后刻字填金，在扎什伦布庙内安供，钦此。

清宫造办处的“广木作”为清代宫殿、行宫、寺庙生产了大量的家具，这些家具涵盖面很广，屏风、佛龛、盒座、香几等皆有，有些家具如“紫檀木西洋四方龛”、“掐丝珐琅玻璃油画格子”等作品明显受到西方风格的影响，现在故宫博物院内还珍藏有不少广作风格的家具，它们无一不是精工细做的典范之作，代表了当时家具制作的最高水准。

装点皇宫的玻璃油画

在装饰风格和技法上，广作家具大量采用了西方的装饰风格及技法，在工艺上，广作家具大量采用珐琅镶嵌、象牙雕刻、玻璃油画装饰，形成了一套广作家具独特的装饰手法。

广东地区位于对外开放的前沿，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得广东在第一时间接触到西方先进的工艺技术，如当时的玻璃工艺。广州的玻璃业很发达，由于地理优势使得广东地区输入了不少西方玻璃，人称“洋玻璃”。广州人还利用进口玻璃的碎片回炉烧成玻璃器，同时也用本地矿石作原料烧炼成玻璃器，人称“土玻璃”。而在清宫造办处玻璃厂的第一代工匠中就有广东玻璃匠在效力。

伴随玻璃的传入，就是玻璃油画业的兴起。玻璃油画就是在玻璃上画的油画，明末清初由西洋传入中国，首先在广州兴起。其作法是用油彩直接在玻璃上作画，它与一般绘画的画法不同，是在玻璃的背面作画，但从正面欣赏；一般绘画是先画远后画近，而玻璃油画则先画近后画远。尤其是人物的五官，要气韵生动，更非易事，十八世纪玻璃油画在欧洲被称为背画。

玻璃油画最早见于十五世纪意大利天主教圣像画。由于绘制技术难以掌握，到十八世纪欧洲已经不再流行。但在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的广州口岸，玻璃油画却大行其道，甚至成为广州画匠外销画的重要画种。当时一位叫做德经(De Guigue)的西方人在其游记中称广州为中国的玻璃画中心，并记载了广州玻璃画的具体绘制方式：“中国画家喜欢用薄的玻璃镜作画板，因为厚的玻璃镜会使颜色变浅，影响画面效果。他们一般用油彩绘制，有时也用树胶混合颜料作画，绘制时画家先画出图案轮廓，然后用一种特殊的钢制工具将镜背面相应部分的锡和水银除去，以便划出一块清晰的镜面来绘制图案。”

广州生产的玻璃油画的题材多是应欧洲“中国趣味”的需要而产生的，主要绘制内容是用鲜艳的色彩在玻璃上描绘中国风景，有时添上休闲的人物，这些玻璃油画制品多描绘广州、珠江沿岸商馆区风光、黄埔锚地、十三洋行等景致，具有很强的写实性，玻璃油画由于其强烈的装饰效果，进入到了清代宫廷中，在皇家宫殿苑囿中极为常见。在清宫档案中称为“画片玻璃”。

随着玻璃油画工艺在中国的盛行，很快这种源自西洋的装饰技艺开始出现在了家具制作上，特别是在屏风类家具上应用广泛。清代中期以后，统治者大兴土木，营建离宫别苑，在这些建筑内充斥着大量的可供观赏陈设的家具，如大型的围屏、悬挂于墙壁之上的挂屏、小型的炕屏等，而画法精湛、吸收了西方绘画风格的玻璃画家具也随着统治者的偏好传入了清代宫廷中，成为清代宫殿居室内部重要的点缀。

如乾隆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油木作”记载：“郎中白世秀、员外郎金辉来说太监胡世杰交金漆边油画挂屏一件。传旨：将金边熔化，另换紫檀木素边。钦此；于十二月二十八日，郎中白世秀、员外郎金辉将换做得紫檀木素边油画挂屏一件持进，安在养心殿呈览。奉旨：着在水法殿挂。钦此；于二十六年正月初九日，副领催周公也将紫檀木边油画挂屏一件持赴水法殿挂讫。”如今在故宫博物院内，还珍藏有一些镶嵌着玻璃油画的屏风，无一不体现着广作家具的装饰风格和特点。

紫檀嵌玻璃油画十三洋行图插屏

这是一件做工细腻的广作玻璃油画家具，它以清代中期广州十三洋行为背景制作，屏风宽87厘米，通高141厘米，插屏边框及底座为紫檀木制，屏心以染牙雕刻广州风景，画面以当时在广州开设的十三洋行建筑为主体，描绘当时广州对外贸易的繁荣景象。整体画面颜色鲜明，层次错落有致，立体感极强，富有写实般的效果，表现了当时广州作为对外通商口岸的繁忙情景。此插屏以玻璃油画作衬地儿，在玻璃的背面描绘乌云和水波纹来表现屏心的天际部分和江水，象牙着色的大小船只就直接粘在玻璃表面。

从广州到内廷的珐琅工艺

广作家具中还大量采用了珐琅工艺。清代的珐琅制作主要是在广州。珐琅，在明代称为“大食窑”，清人俗称“景泰蓝”。另外还有錾胎珐琅，即明人称之为“佛郎嵌”者，其传世遗物甚少。然而清宫旧藏珐琅器品种丰富，工艺精湛，除掐丝珐琅、錾胎珐琅外，还出现了画珐琅和透明珐琅两个新品种。

画珐琅

画珐琅被广泛应用于家具制作中，俗语称“洋瓷”。画珐琅是用珐琅直接涂画在金属胎上，经过烧制后显色，富有绘画趣味，实则为“珐琅画”。多画肖像、人物、风景、静物与历史神话、宗教等题材。这两种新的珐琅器都是受欧洲珐琅的影响，而广州是最先接触这种新的珐琅品种的地区。

据杨伯达先生考证：西方画珐琅很可能是先在广州落地再传入内廷，首先看到西方画珐琅的还是广州人。广州画珐琅的烧制受到英、法画珐琅的影响，接受其工艺(主要是珐琅料、使用方法及烘烧等技术)烧造成功的。而这些经过广州匠师之手创新来出来的画珐琅很快就转化为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的作品，而这个过程是在康熙朝完成的。现存的画珐琅器大多是乾隆时期或其以后的制品，其特点是珐琅料颜色鲜艳，构图饱满，线条流畅。题材多带有吉庆内涵，除了西方建筑、妇婴题材之外，装饰图案往往采用巴洛克的贝壳及对称手法。其中体量巨大的也不少，与宫廷珐琅相比确实有着“外造之气”。

珐琅工艺传入内廷是在康熙年间，外国传教士马国贤、郎世宁都在珐琅厂画过珐琅画。康熙晚期画珐琅工艺开始成熟，一般是先烧白釉器，涂以黄地子，再画花纹，带有浓厚的皇家色彩。到了乾隆时期，画珐琅不论在图案、色彩、造型上都有所创新和突破。造办处的工匠虽然大多来自广州，但为适应皇帝口味，在艺术上变得严谨工整，一丝不苟。而广州画珐琅恰与“内廷恭造”形式迥然不同，除了烧造钦定内廷画家珐琅活计之外，盛行仿绘西洋妇婴和欧洲多枝大叶花纹以及用红、蓝等单色渲染山水。这种画珐琅的技法也直接运用到了清宫中的家具上。

錾胎珐琅

除了画珐琅之外，錾胎珐琅也是广作家具中最常使用的装饰技法，錾胎珐琅于元代自欧洲传入，胎由铸造、锤焊而成，除减地起线外，其余工序以及所用珐琅料均与掐丝珐琅相同。錾胎珐琅是在金属胎的表面，雕錾起线花纹，然后于花纹的下陷处填施各种颜色的珐琅，经过焙烧、镀金、磨光而成，錾胎起线粗壮，有着庄重而醇厚的艺术效果，器物表面呈现出似宝石镶嵌的美感。錾胎珐琅器是金属雕錾工艺与珐琅工艺相结合的一种装饰工艺。当时的广州是清代中国最大的錾胎珐琅生产基地，其生产数量和产品质量均居首位。

据记载，清乾隆年间，广东曾烧制一大批錾胎珐琅器，装饰在圆明园内的许多建筑景观中，极受清代宫廷王室的青睐。錾胎珐琅的特点是“釉料浅淡典雅，釉质细腻洁净，雕錾技法精熟，起线粗细均匀，如行云流水般酣畅自然。图案题材广泛，夔龙、夔凤、拐子、回纹、万字不到头、如意云头、兽面纹等”应有尽有，这些图案满足了当时宫廷的审美需求，同时又在錾胎器物上装饰着西番莲纹样，显然是受到欧洲装饰风格影响。

故宫里的广作家具

从现今故宫所存的广作家具来看，广作风格的宫廷紫檀家具造型以厚重为主，整体较为夸张，腿足部多为刚劲挺阔的方回纹马蹄足，高束腰或特高束腰，束腰上下一般都有肥厚的托腮，分别雕仰莲纹和俯莲纹，为典型的须弥座形式或变体蕉叶纹。不少家具在顶部装饰有带雕饰的部件，看上去类似帽子，受西洋风格影响，有些家具部件的造型源于西洋古典建筑。在装饰上，常镶嵌色泽艳丽、对比强烈的材料，如画珐琅、掐丝珐琅等。

广作风格宫廷紫檀家具的雕饰最常见的有两类，一是江崖、海水、云龙等中式图案，二是卷草、蔷薇等西洋图案。清宫中最典型的广式家具就是在同一件家具中同时运用中式装饰纹样及西洋的装饰纹样，两种不同地域、不同风格的装饰题材同时运用在同一件家具上，并没有给人牵强附会、生拉硬拽之感，反而有一种妙笔生花的自然美感。

在故宫博物院咸福宫内陈列有一套清中期乾隆时期的紫檀屏风宝座，这套屏风宝座制作不惜工本，整体采用紫檀大料，造型厚重凝华，富丽大气。屏风帽子上采用深浮雕手法雕刻着具有巴洛克风格的西番莲花纹，而屏心和宝座靠背上则雕刻着中国传统的山水人物纹饰，宝座足端的装饰吸收了西洋的装饰风格，底足兜转有力，内翻回纹马蹄上雕饰出洛可可风格的卷草纹，可谓中西合璧，是一套典型的广作风格的清宫紫檀家具。

后记：

无论是广作家具、苏作家具还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京作宫廷家具，它们都在中国家具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而广作家具对清代宫廷家具的影响尤其深远，主导着清代宫廷家具的主要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