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中国古代秦汉家具

南方地区比较温暖，当时卧室内架子床较少，多设置带有围屏或床屏的床较多，这类床很少设置帷幕。除了战国时期所见信阳出土的木床如此以外，我们还可以从马王堆漆棺画上可以见到这类床的形制。普通人喜坐在席或床上，经济富裕者除席，床外，还有专供坐的塌，形成以床踏为中心的起居形式。室内生活以床、榻为中心，床的功能不仅供睡眠，用餐、交谈等活动也都在床上进行，大量的汉代画像砖、画像石都体现了这样的场景。在一些有地位的家庭中，往往单独设置客厅或厅堂，汉墓的出土的明器和辽阳汉墓壁画《家居图》中都表现生活场景。在明器中表现的男女主人公在厅堂内对坐相伴以及壁画《家居图》中对坐于卧室内的架子床前方的榻上的场面，男主人公坐于榻上，前置一外曲栅足书案，案上有烛。女主人则坐于蓆上，前置一圆食案，上面摆放有碗碟等物品在这里表现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一幕，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厅堂内的格局、家具陈设与当时的生活习惯，还可以从男女主人所坐的家具（蓆和榻）、位置高低的不同，看到汉代由于社会地位的不同，男尊女卑的影响依然存在。

床与榻略有不同，床高于榻，比榻宽些。榻除了陈设于卧室的床前以外，较大住宅中的榻主要是放在厅堂之中。榻有床榻和独榻之别，其使用扩大到日常起居与接见宾客都在榻上进行。较大的榻上置几，后面和侧面立有折屏，有些屏风上还有安装器物架子。长者、尊者还要在榻上施设幔帐。独榻较小，平时悬挂墙上，主要供来客使用。设置于床上的帐幔也有重要作用，夏日避蚊虫、冬日御风寒，同时起到美化的作用，也是显示身份、财富的标志。《异物志》中多处有“锯床”，“箕锯床”的记载。《后汉书》中记东郡太宁“东日坐羊皮，夏日坐一榆木板蔬食出界买盐玻食之”。

大约东汉后期，随着对西域各国的频繁交流，北方少数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地区，打破了各国间相对隔绝的状态，胡床逐由西城输入，渐受欢迎。所谓胡床，就是可张可合，携带便捷，可以折叠的马扎，以后被发展成可折叠马扎、交椅等，更为重要的是为后来人们的“垂足而坐”奠定了基础。《益都耆旧传》中有"锯胡床，垂足而坐"之说。据《太平御览》记载：“灵帝好胡床。”

床与榻在功能和形式上有所不同，床略高于榻，宽于榻，可坐可卧；榻则低于床，窄于床，有独坐和两人坐等。秦汉时仅供坐用，后衍化演变成可坐可躺。“人所坐卧曰床装也，所以自装卸也。长狭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小者独坐，主人无二，独所坐也。”

床榻在秦汉时期得到很大发展，床开始向高型发展。《益都耆旧传》中说：“刺史每自坐高床，为从事设单席于地。”

榻也有大者。《三国吴志鲁肃传》载：“周瑜荐肃与孙权与语甚悦之，众宾罢退，乃独引肃还，合榻对引密议天下事”。

从秦汉时期的壁画，画像砖，画像石，漆画，帛画，雕塑，板刻中可以推断，床榻是当时使用最多的家具之一。

《后汉书徐稚传》：“陈蕃为太守，不接宾客，唯（徐）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河北望都汉墓壁画中“主记史”和“主簿”各坐一榻。两榻形制，尺寸基本接近。腿间有弧形券口牙板曲线，榻面铺有席垫。

陕西绥德大瓜梁汉墓出土的石刻门楣，主要端坐小榻，前有人跪拜。江苏徐州洪楼村和茅村汉墓画像石上，都有一人独坐榻上，徐州十里铺东汉墓画像石中，有三人跪拜，一人端坐榻上的刻画。河南郸城出土的汉榻为长方形，四腿，长875毫米，宽720毫米，高190毫米，腿足横断面是矩尺形，腿间也有弧形曲线。榻面刻有隶书：“汉故博士常山大傅王君坐榻”。

床榻兴起盛行，对其装饰也悄然升温。《释名》载：“帐，张也，张旋于床上也”。可见，秦汉床上始施以床帐，冬设幔帐避暑，夏施蚊帐避蝇。

秦汉时期的屏风常与床榻配合使用。侧有屏风，烘托有序，配合建筑隔断，起挡风，屏蔽，分割，美化室内空间的作用，而构安静，稳定的空间区域氛围和效果。　榻屏是屏与榻相结合的新品种，标志汉代新兴家具的诞生。东汉李尤有一首《屏风铭》：“舍则潜避，用则设张，立则端直，处必廉方，雾露是抗，奉上蔽下，不失非常。“简短数句，描述了当时屏风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