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古代西亚家具文化

导读:
古代西亚文化艺术与古代埃及文化艺术几乎是同时产生的,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又都被西方国家文化艺术的发源地希腊、罗马所吸取、借鉴。在文化艺术特点上,也有不少共同之处,但又因各自不同的环境和传统而又有其独特的风格。

古代西亚文化艺术与古代埃及文化艺术几乎是同时产生的,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又都被西方国家文化艺术的发源地希腊、罗马所吸取、借鉴。在文化艺术特点上,两者由于相互的交流和征战,也有不少共同之处,但又因各自不同的环境和传统而又有其独特的风格。古埃及家具主要是法老的文化艺术,而古代西亚则主要是表现现实生活的文化艺术,二者又是交融汇合的。

在亚洲西部,有一条弧形的狭长地带,犹如一弯新月,土地很肥沃,被称之为“新月沃地”。在新月沃地东部(现今伊拉克境内)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并行奔流,被称为两河流域,两河之间的区域被称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这里是人类文明的又一摇篮。文化艺术史中所称的“两河文明”或“两河艺术”是包括以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为中心的西亚大片土地,又称为“西亚文化艺术”或“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两河流域地处四通八达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家具自然简朴、精雕细刻、旋木装饰的艺术风格,是西亚各部族交替、融合的文化艺术。

公元前3500年起,两河流域先后出现了许多个奴隶制国家,直到公元前538年被波斯帝国统治为止,这一地区的历史大致分苏美尔一阿卡德时期(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2000年)、古巴比伦时期(公元前1900年——公元前1600年)、亚述时期(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612年)、新巴比伦时期(公元前612年——公元前539年)四个时期。

从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500年,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从创立、兴盛,直到衰退,一直是地处高温、湿润的环境,因此,木制家具没能保存下来,只能从仅存的壁画、浮雕、青铜像、圆形印章等中,领略其家具文化艺术。

一.苏美尔家具

苏美尔人的家具种类不多,式样单纯。据说在家具中床是他们最重视的,中等人家的床具做工就精雕细镂,而且还嵌以金银象牙,但是没有见过其样式。从苏美尔墓葬出土文物中,仅见过木箱、椅和凳等家具。

苏美尔的王陵不像埃及那样盖成金字塔,只是建造地下墓穴,以砖石叠涩造顶,但陪葬品也很丰富。英国考古学家伍雷在1922-1934年间曾发掘苏美尔早期乌尔第一王朝的墓葬2500余座,其中16座是王陵的后妃之墓,都有大规模的拱顶墓室和侧室,陪葬品有珠宝、镂空金杯、金银宝石镶嵌的牛头竖琴,带青金石剑柄和金剑鞘的短剑、金琉璃头饰、青金石制作的圆形印章及家具,还有各色石料和贝壳镶嵌的各种饰物、用具。这些随葬品说明了两河流域在苏美尔的乌尔第一王朝时代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同时也表现了两河文化艺术的风格特征:小巧精美、高贵实用,与实际生活密切结合。

乌尔墓地出土了一个木箱,高22.86厘米,长55.88厘米,木质地上涂沥青作为底色,人和动物是用贝壳和红玉石镶嵌而成的,这是公元前2600年乌尔第一王朝的杰出工艺品,从中可看到苏美尔的家具文化艺术。木箱的侧面,画面分为三层,上层是饮宴的场面,国王和他的客人们坐在椅子上,身着毛制裙子,这是苏美尔的典型特征。人物都是侧面脸、正面眼睛和正身及侧脚,这种人物造型与古埃及的“正面律”相同。椅子的前腿是动物脚,其他腿则是直腿,腿下加有底托。椅子的靠背较低,但国王的靠背稍高些,可以支撑到前臂,椅子造型简洁。从中可见苏美尔的王与臣所使用的家具是没有大区别的,仅是国王的宝座及人物要高大于臣民。画面四周和各层之间是几何形镶嵌装饰。

还有一件神殿出土家具是公元前2600年的雪花石膏制雕像。苏美尔人身着典型的羊毛裙子,坐在圆凳上,凳是用芦苇制成的圆筒状,高52厘米,造型简朴。座椅上的苏美尔人的雕像身体呈圆柱形,双手捧于胸前,姿势虔诚,面部表情平静,眼睛瞪得很大,流露出纯真、朴实、专注、微笑的表情。这个雕像是苏美尔雕刻程式化的代表作,当时雕刻技巧尚不成熟.缺少细部刻画。人物圆圆的头颈,短粗躯体,不合比例,对整块料也不作凹凸分割,手势以传统的祀神合拢式为多,可见宗教对苏美尔人的影响也很大。

墓地出土的圆筒印章也可见到苏美尔的家具。印章上的画面是国王坐在宝座上观看歌舞。椅子的前腿是直的,而后腿是动物腿,后靠背稍高向后弯曲,人物是正面律造型,右边是苏美尔的楔形文字。

这是西亚两河艺术保存最完好的文化艺术文物,也是后人认识当时历史社会面貌的主要证物之一。圆筒形印章的流行是苏美尔私有制发展的标志,这种印章是在湿软泥土上压印成图,因而制成圆筒形,便于滚动压印,图案则凹印成筒面。它是由苏美尔人最先发明并盛行起来的,圆筒侧立面的浮雕都是神话题材,是以写实手法刻以与主人姓氏、身份有关的神话人物、徽记,并在图像间加以文字符号,材料则多取名贵石料,最常用的是来自阿富汗的青金石。这种印章以表明物主的标记压印于瓶罐、箱柜、门窗的封泥上,既是私有制的证物,也广泛用于商业贸易。据出土文物的商业印章考证,苏美尔人和埃及、印度很早就已有贸易往来,并以金银作为交易媒介。这种特殊的印章刻制的精巧,是两河艺术作品的代表。

公元前2100年,两河南部拉格什的统治者—古地亚被雕成石雕座像。雕刻家用极坚硬的黑曜石把这位统治者刻画成具有智慧学者和建筑师的气质,它的形象古拙,表情比较呆滞,两腿紧并、形体刻板、缺乏动态,衣物正面下身与座位的光滑面上刻了许多楔形文字;披肩衣袖处雕出了几道均匀的褶纹,给人以松软之感,这是苏美尔以来的两河雕刻的一大进步。座像的宝座前后腿外向弯曲,造型优美简洁,这种造型的凳成为以后古巴比伦时期的代表作,在亚述时期和新巴比伦时期也可见到。

苏美尔的家具文化艺术也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门类,是受到当时的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建筑、雕刻和文字等。同时,家具文化艺术又是多种艺术的综合反映。许多结构形式、装饰图案、符号、文字乃至当时的生活、政治、文化特征都在此得以交汇记载。

二、古巴比伦家具

公元前18世纪,古巴比伦王国国王汉谟拉比,统一了两河流域,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奴隶制国家,定都巴比伦城。古巴比伦时代继承了古代苏美尔的各种遗产,将两河流域的文化推向新的高度。

本世纪初(1901年),在埃兰古城苏萨发现了一块“法典碑”,现藏于巴黎卢浮美术馆。它既是珍贵的文物又是件艺术珍品,表明了两河流域当时的雕刻风格。古巴比伦文化艺术遗物中,驰名于世的就是这个汉谟拉比王的“法典碑”(约公元前1800年)。汉谟拉比法典高2.25米,是整块黑色闪绿岩的浮雕。碑的上半部分表现的是太阳神及司法神沙玛什朝见国王汉谟拉比的情景。高大威风的太阳神坐在宝座上,手持法典,向国王宣读法典的内容。法典碑上太阳神所坐的宝座高高的,并设置了脚踏,表现了至高无上的神权。宝座侧面造型是连续长方形的渐变构成,脚踏侧面造型则是并列横向连续方形的构成,是仿两河流域的建筑风格制作的,节奏韵律感强烈,造型质朴。与古地亚宝座的造型相比同样是简洁的几何形构成形式,可见这种简洁、优美的几何形家具造型是古巴比伦家具文化艺术的风格特征。

三、亚述家具文化

公元前1000年,亚述帝国征服了整个两河地区和埃及,盛行一时。亚述人在文化艺术上同样受到苏美尔人的影响,但却没有苏美尔人那种对于宗教的虔诚。他们的文化艺术主要是为世俗生活服务,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庞大的新亚述帝国的强盛国力带来的艺术繁荣,主要体现在宏伟的宫殿神庙建筑以及宫殿中大量的浮雕装饰。

亚述人受到苏美尔文化的影响,将苏美尔文化融合于自己的文化中。亚述人不重来世,不修筑陵墓,他们的建筑艺术就是豪华的宫殿。每一代国王登基都要大兴土木,建造新宫,这一时期建造了两河历史上最宏伟富丽的宫殿建筑。

亚述学习苏美尔,在建筑上采用弓形构架、拱形圆顶和柱式,并且还发明了女像式柱头,及以涡形为装饰的爱奥尼克式柱头,其后曾盛行于波斯及希腊,并传到罗马,以致遍及欧洲、美洲和世界各地。现在国内许多建筑装饰设计中均有该类柱头的运用。这种柱式在欧洲各时期的家具文化艺术中都经常出现,有些还饰以描金、描绿等艺术处理,可见其影响之深远,形态感染力之巨大。

亚述人艺术的成熟在两河地区是空前的,但在公元前612年亚述灭亡了,大部分房屋宫殿庙宇付之一炬,亚述艺术也销声匿迹了。我们只能从仅存的文物中了解亚述家具文化艺术。

亚述王宫是用大量的大理石浮雕板来装饰的。每一座王宫都用高达2米多的浮雕来记载历代亚述王的军事讨伐、重大事件,按时间先后排列,表现艺术史上最长的历史浮雕场面。这些浮雕都是用极为写实的手法表现了战争、狩猎等惊心动魄的真实场面,充满着激烈的动势和紧张的气氛。还有表现军事胜利和王宫落成的酒宴庆贺场面等等,是表现生活真实的艺术杰作。这种人物众多的写实场面的表现反映出亚述艺术家成熟的构图能力和初步的透视感。两河艺术以具体情节的叙事性描绘,表现历史当年的生活,使后人能够从中更好地了解当时的家具文化艺术特色。

亚述帝国为巩固其霸权,常年侵略远征,征掠勒索获得的巨额财富大多消耗在宫廷的豪华建造和酒宴游乐之中。庆贺王宫落成要举行酒宴,庆贺战争胜利也要举行酒宴。

亚述国王巴尼帕(公元前668年——公元前631年),几经征战,终于在公元前639年攻克了埃兰首都撒,俘获其王,平定了埃兰全境。为庆祝战争的胜利,巴尼帕国王与王妃在王宫的庭院里举行了盛大的宴会。从亚述帝国首都尼尼微出土的浮雕上可见到这个宴会庆祝的场面。国王与王妃休息用的床、椅、桌和足台等王宫中豪华的家具都移到庭院。几件家具的立柱和底腿都是运用旋木加工技术制作的,底足是倒置的松塔形,桌子底足上还加设了狮足。国王横卧在床上,床很高,床头向内弯曲形成台面供国王支撑手臂,这种枕式床头是亚述时代床的特色。王妃则坐在宝座上,座也较高,座下底腿、横撑及装饰都是非常精致的雕饰,极其华丽。椅前加设了足台,也是倒置的松塔足。椅、桌、床,其家具高高的形制象征了亚述国王至高无上的王权。几件家具的造型、雕饰协调统一,造型厚重,表现了亚述人特有的强悍、自豪的民族习性。

浮雕画面上,国王横卧在床上,举杯饮宴、交谈,这是亚述统治者的生活习惯,以后这种习俗传入希腊、罗马,成为市民普遍的生活方式。

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公元前721年——公元前705年)时代的王宫壁面装饰的大理石浮雕上,描绘了亚述的桌椅。国王要举行宴会,宫里的侍者两人一组往宴会场地搬送家具。左边两人抬着桌子,桌面和中搁板的四端部雕刻着羊头,四周立柱都是人像,桌面与搁板之间加设雕刻的栏杆,底脚是倒置的松塔形,腿下横撑是螺旋形雕饰,整件家具精致华丽,雕饰部分都是用象牙材料制作的。右侧两人抬着国王的宝座,底脚也是倒置的松塔形及螺旋形雕饰的横撑。扶手与座面之间的直棂是四个精巧的人物像,后靠背的立柱也是人物像。高大、厚重、华丽的宝座象征着亚述国王至高无上的王权。

从亚述出土寥寥可数的几件当时统治阶级所使用的家具中,可以看出旋木部件、倒置的宝塔形足、人物像立柱、精致华丽的雕饰,这都是亚述家具的文化特征。

亚述常年侵略远征,吸收了其他民族的各种文化,并使之不断地得到交汇,共融,而亚述统治者的现实主义态度更积极推动了各种文化的交融,因而使亚述的文化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从亚述的家具中,我们所看到的倒置的松塔形,实际上是一种木制品机械加工的重要工艺分支—旋木工艺。它是把木材构件卡紧在两端紧固件上,然后一端加速旋转,中间用刀切削而成的制作方式。这种工艺制作的家具旋木部件,在后期的古罗马、古希腊、文艺复兴、新古典等家具文化艺术中都可见到,就是在今天仍然是广泛使用。

亚述家具的造型和装饰表现的都是现实主义,在亚述雕刻中,我们可以见到大量的麦穗雕饰,这是一种庆功、庆丰收之意,它与亚述人重现实生活,而不信后世的思想是统一的。亚述家具也注重权利的象征,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坐具的高度较高,下部加设脚踏,以此象征国王至高无上的地位;二是华丽的镶嵌装饰,以表现统治者的奢华。

四、新巴比伦家具

在新巴比伦的废墟上没有发掘出家具来,但在遗址中出土的一块粘土板上可见到当时的宝座。粘土板下面楔形文字记载着公元前870年,巴比伦、亚述纳西尔帕王修复沙玛什太阳神神殿之事。在粘土板的上面,右边是高大的太阳神坐在箱形宝座上,竖向边框是两个柱式,雕刻有三条凹槽,中间对称雕刻两个动物,底框有两行横向方形连续构成纹样,加强了节奏韵律感。中间的宝座上放着刻有伊丝塔尔女神的印章。宝座也是箱形结构,却以不同的造型手法处理,该家具没有底框,粗壮的旋木腿由上至下渐细,近底足处又加设一小一大两个圆柱形和圆球形,既统一又有变化,两个宝座之间有一个圆柱,柱头、柱础均为亚述的涡形爱奥尼克式柱头。左侧三个虔诚矮小的巴比伦人与高大威严的太阳神形成有力的对比,整个场面充满了宗教的严肃和崇拜。

新巴比伦家具的柱式浮雕、雕刻镂空的装饰图案及简朴厚重的旋木腿,既有亚述家具文化的影响,又有其自己的特色。从仅有资料看到的这两件家具,很难判断新巴比伦整个家具的文化艺术风格,但有一点可以想到,如同当时豪华、富有装饰性的建筑,新巴比伦宫殿中还没有被发掘出来的家具,一定会更加精致华丽,我们期待着埋入深处的巴比伦文物能重见光明。

古西亚与古埃及的东方文化艺术对欧洲诸国的家具文化影响极为深刻,在这个时期所产生的镶嵌艺术、浮雕艺术、旋木艺术以及所创造的许多柱式、铭文等等,都为后期的古希腊、古罗马、文艺复兴、巴洛克、洛可可乃至新古典等时期家具的文化艺术、装饰方法、工艺发掘等,提供了扎实而确定的重要基础。由于古西亚时期的久远以及地理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留存于世的家具甚少,我们只能从建筑艺术和其他姊妹艺术上窥视到其家具文化艺术的发展。单纯地看家具式样,是不会学到家具创作的文化灵魂,也不会体味到各时期家具的特征所表现出来的深邃思想。只有深人到当时的生活文化中,才会看到其家具产生发展的意义,才能从根本上认识古典家具文化艺术的精深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