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家具与中国文化中的材料

中国传统家具的制作特别注重材料，对材料的选择是极其挑剔的，而西方却注重形制，这是东西方的差异。

关于家具材料的选择，在作相关梳理之前，首先要叩问一个问题：在商周时期青铜器高度发达的背景下，中国古人为什么喜欢使用易腐烂、不易保存的木呢？

那是因为——木养人

中国古人认为：木养人。

木养人，不仅仅是认为树木能够产生氧气，能够绿化，能够给人遮风挡雨，能够做成相应的器物等对人类有益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其与历史的变迁和文化的高度认知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

在古代，人们一直在探索：这高天厚地之间，究竟有怎样的规律存在？

后来，终于在周朝找到了答案——由于《周易》的出现，使得人们找到了探究事物规律的方法。

《周易》文化的核心是阴阳辩证观。自周开始，随着人们对阴阳五行理解的遽然加深，阴阳哲学就成为了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而五行随之也成为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结构，他们是中国文化不可替代的核心内容。并且，在周之后的中国文化体系中，无论谈什么文化，都没有超过这个范畴。

有了阴阳，中国人就有了“类”的概念——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因此，也就看到了一个有迹可循的世界。这个世界，在中国人眼中首先被分成了两大类——阳类和阴类。如：男人与女人，君子与小人，尊与卑，山与水，高与低等对立关系。

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又被细分成了五大类——即五行。五行是阴阳的具体展现形式，是它的具体落实。五行的出现，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在几千年的实践运用中也证明了五行的有效性和正确性，它成为了中国文化中最富有魅力的特质。

五行强调整体概念，描绘了事物的结构关系和运动形式。它采用“比象取类”的方法，把需要说明的事物或现象，分成了五大类，并在属性归类的基础上，运用五行生克规律，以阐释或推演事物或现象的复杂联系和变化。

“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这些就是五行的特性。意思是说，木具有生发、条达的特性；火具有炎热、向上的特性；金具有肃敛、变革的特性；水具有滋润、向下的特性。

五行还有其时间属性——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土在四季末月。

此外，还其道德属性——木主仁，金主义，火主礼，水主智，土主信。

中国文化是“文以载道”的文化，践行着“天人合一”、“同气相求”的信仰，追求人与天道的和谐。自然界中能“参天道”的只有气韵生动、生机盎然的“参天大树”。从“参天大树”这四个字中，我们不难发现：木能参天！而“天法道”（《老子》），辗转互训即是：木是参天道之物！木主仁，所以孔子也说：践仁以知天！意思是说，践行仁义就可以了解天道。（在这个前提下，孔子还提出了“仁者爱人”的智慧观点。）

木主仁，木代表仁慈之德。南朝的范缜说：“形存则神在，形谢则神灭！”有形必有貌，貌伪必致神离。目前生态环境所遭受的极端破坏，导致了草木被荼毒，植被年年减少，水土大量流失。天人相应——木越少，仁德就越稀缺，所以，社会就会出现很多麻木不仁的事件。

新儒学代表人物之一的方东美也感慨说“文化渐渐丧失了它的高尚精神而接近鄙陋世俗，实在心有不甘”。一个强大的事物不是别人打败自己的，而是自败的。败在哪呢？就败在人心上！前辈凋谢，后生无闻。“牛拉车不走。是打牛还是打车？”（《五灯会元》卷三，）当然是打牛！因为要提高心性。

人的最高水平取决于形而上思想的高度，即境界的高度。而境界中则包含着精神取向和价值观的输出力量，也是心性的具体呈现。

现在社会上讨论《孙子兵法》，往往只谈兵法，但是我们稍微认真一下就知道了——虽然战争是残酷的，但建立在兵法这个“术”之上的，首先是设置了道德要求：非“圣智、仁义者不得用兵法”。谋略只能节约成本而已，没有道德关怀，永远不会有真正的成功。

就连孟子也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

毛泽东在近代“独服曾文正公”，曾国藩就强调“四知”——除了《论语》中的知命、知礼、知言之外，还加上了“知仁”。因为他知道，具有胸襟宽大、眼帘高远，菩萨心肠的“仁”，能够涵养心性，为自己的个性、人格、能力打下浑厚基础。反之，不仁不义，就会阻碍了自己的发展，更会断绝思无垠、行无碍的可能，从而断送人生。

《易﹒乾·文言》也明确提出了做人的行为准则：“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子所行，必须要具备“仁”义之心，要在心地上下功夫。“仁者无敌”是一种境界，更是做人的核心软实力——人活的就是境界！这个“仁”，能够培养思想，思想可以决定行为，而行为决定着地位。思想有多远，就能走多远，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周敦颐也是“仁”的践行者，他说，所谓“生，仁也。”（《周敦颐集》）他自己家的草长满了都不舍得除草——“绿满窗前草不除。”有人问他为什么不除，他说“与自己意思一般”，“观天地生物气象”，体现了“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系辞下》）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仁”。宇宙的本性和人的本性就这样通过对生命的珍爱融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的。

可见，“仁”是人类生命活动的保障。就像体温一样，是细菌的生长，营养的产生，生理的代谢等所必须的环境保障温度，没有它就会危及生命。上古之人存仁去利，因而长寿；直至春秋战国，天下大乱后，仁义不存，寿命遂减。后来乃有“人生七十古来稀”之悲叹。

人对人要有温暖，不能冷冰冰，要么如何能维系正常的交往？！对人温暖，才是生生不息的基础。

古人判刑的时间选择在春季，也跟木所代表的仁德有关，苍天有好生之德！遇到重刑犯，在问斩的时候，都选择在秋季，即秋后问斩。为什么？因为秋季的五行为金，其德为义。金主义，就代表有智慧的杀。就像植物的修枝剪叶一样，剪掉不符合规范枝叶是为了让它更好的成长。金之义德就是起到这个作用。

火主礼，代表精神思想中的内在生命秩序。火代表南方。所有的祭祀都是面南，皇帝也是坐北向南。理出于此。

水主智，代表智慧和谦下。老子讲的最透彻——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

土主信，土代表诚信与包容。一年四季按时生养万物而不违，无怨无求。

五行早已渗入人心。就连做梦都与其息息相关——“好仁者，多梦松柏桃李，好义者多梦刀兵金铁，好礼者多梦簋篮笾豆，好智者多梦江湖川泽，好信者多梦山岳原野。”

以上所述，皆为五德精义的指向。我们了解了这个文化背景，就能够知道——木为什么能养人！

五德学说的出现，使得经国序民有了规则可循。因为万物皆有其德，国家依此来实现教化人心的大用。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老天爷对谁都不亲，谁有德就帮谁。如果没德的话就要遭到淘汰，这是天道的规律。因此，周朝就非常强调“德治”——周文王就是依据“敬德保民”的思想主张，替天行道，灭了商朝的。否则，是师出无名的！

在此基础上，孔子提出了一个“比德”的概念，强调要“耕心种德”。德行二字，说的是有德才能行，没有德是寸步难行的。《周易》中第一个卦就是乾卦。乾为天，为玉。乾卦既代表天——天子、首领、君主，又代表玉，天是圆满的，玉是玲珑剔透，澄澈清明的。人们希望君主们既有智慧内心还清明，这样国家就一定会昌盛和谐。所以，我们通过考古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墓葬当中用了很多的玉器，这就是比德思想的体现——将把自然之德和人的精神道德情操相联系，把自然现象看作是人的某种精神品质的对应物，以此来砥砺自己，提高个体的境界。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晋·傅玄《太子少傅箴》）。

接触木多了就会亲近自然，仁义慈悲之心也会随之加深，心态也能够得到调和，从而令人减少情绪上的波动。

没有中国文字，就没有中国文化。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是中国智慧的传播者。

几千年来，人们为什么喜欢喝茶？——因为茶养人。

“茶为什么养人？因为“茶”字是“人在草木之间”，其实就是木养人！

人们喝茶，看着茶在岁月里缓缓的苏醒，草木香气氤氲入心，让我们在一个从容的仪式里苏醒了人与林木的那种关联。”——于丹

我们今天住的地方，不接地气，远离草木，怎么会受到自然地润养和抚慰呢？

生命体中最长寿的就是木。

孔子曰：仁者寿。那如何实现“仁者寿”呢？——“气之温和者寿，质之慈良者寿，量之宽宏者寿，言之缄默者寿，故仁者寿。”（清﹒方苞）这些特点，木都具备。

木是一切植物的总称；人无一能离开木。

从钻木取火开始，至供氧，到饮食，药用（沉香）……木为人们提供了非常开阔的供养。

所谓养，就是一种温润。这种温润就是互相感应，就是“同气相求”的践行！

木，是激情的源泉——人处木中，能够“寂然凝虑，思接千载！”这是木性的濡染所致。与木比邻，会让人的精神更加盛开！

对中国文化来讲，没有木的滋养，就没有中国精神文化的一片蓝天！

这便是木养人。

既然古人知道木能够养人，那么，早些时候为什么不开始大量使用木材呢？

这要回到时代的背景当中去——

第一、受制政治。殷商时期，青铜器的制造和工艺已经极为发达，并且也很好保存，不易损坏。人们习惯了使用。此外，更重要的是：秦朝时，因为秦始皇是靠武力征伐打下来的天下，所以，为了避免百姓起义造反，就下令禁止民众拥有武器，把金属全都收集起来铸成铜人——秦始皇这么做，有两个目的：1、形式上起到团结无战争的作用；2、使得百姓们没有东西去铸兵器来反抗。

相关的内容，史书均有记载：

张守节《史记正义》引《三辅旧事》云：“聚天下兵器，铸铜人十二。”

汉·贾谊《过秦论》亦说：“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阳，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兵。”

在这个政策下背景下，出现了一个颇为吊诡的事：那时候，一个村子为一组，一组是八户人家。做饭时，要想使用菜刀配菜，就必须到村中的井口旁边去。为什么？因为，全村就这么一把菜刀拴在这！也就是说，在饭口时，这八户人家做饭时要轮流着来使用这一把菜刀！

可想而知，这样战战兢兢的社会，也不会长久到哪里去。

不久，秦朝开始兴建阿房宫，劳民伤财，怨声载道。不久，陈胜吴广起义。如果我们稍微细心一点的话，就会发现：那个时候即便想起义，也没有武器的。那靠什么呢？靠的是八个字：“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过秦论》）——砍木棒做刀枪，削了竹子做旗竿进行反抗。史上称之为“揭竿而起”。

在历史上，釜底抽薪永远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之一。秦之后的历朝历代，对于金属的限制依然禁而不绝。明代崇祯皇帝下令将全国的铜收归国有——他以中旨发布命令，要求全国的铜器，除兵器、铜镜、古董、铜锁、乐器以及用于祭祀的铃、铙、钹外，必须在三个月内交到朝廷的铸币厂。可见，无论何朝何代，社会稳定都是第一位的！

第二、材质保存。由于早期社会的文明程度还不发达，很多技术性的高难问题还难以解决。所以，木在当时的保存，仅限于上漆。但上了漆的器物，由于又受到礼法的限制，不能为常人所普及。加之人们对木材易腐烂这一问题的处理，方法有限。因此，种种原因之下，木材的使用，没有大兴。

时来天地皆同力

后来，由于连年战乱，很多人避世、隐世的思想很严重，加之魏晋玄学之风广盛（《三玄：《老子》、《庄子》、《易经》），唐宋期间诗词的大量出现，宋朝时中国文化达致最高峰，人们开始喜欢寄情山水，把所有的文化理念全都投入到生活的情趣塑造当中来，追求心中理想的意象之美。

并且，值得一提的是：在宋、元、明三代，中国的易学又得到了极为广阔的发展。在元代，《易经》和朱熹的《周易正义》已经成为了科举考试必考科目，这样一来，易学思想迅速烽火燎原。易学中“悬象示义“的思想是意象行为的基础。这种基础的开阔，使得人们追求意象美行为更加丰富和蓬勃，继而导致了人们对木材倾注了更多的情怀。

与此同时，明代由于海运的关系，对外贸易开始发达，物流充沛。郑和下西洋将大量木材从国外运回了国内，导致从上到下全民开始疯狂的投入到对木材和木器的喜爱当中来。

在此基础上，中国出现了第一位木匠皇帝——明熹宗朱由校！

据《先拨志》载：“斧斤之属，皆躬自操之。虽巧匠，不能过焉。”

吴宝崖在《旷园杂志》中写到：熹宗“尝于庭院中盖小宫殿，高四尺许，玲珑巧妙”——他曾在庭院中仿照乾清宫的样式，建造了一座小宫殿，高不过三四尺，曲折微妙，巧夺天工。但凡是他所看过的木器用具、亭台楼榭，都能够做出来。他曾做沉香假山一座，其中池台林馆无不俱备，雕琢细致，技艺高超，连当时的能工巧匠都望尘莫及，堪称一绝。他不光做模型，还把这份天分用在真正的宫殿建造上。乐此不疲，废寝忘食。

他不仅技巧娴熟，还精于构思。明代匠人所造的床极其笨重，十几个人才能移动，用料多，样式也普通。朱由校自己设计图样，锯木钉板，一年多工夫便造出一张床，样式美观大方，床板还能折叠，携带起来十分方便。他做好木器，就让太监拿到市场上去卖，市人都以重价购买，非常抢手。既然市场看好，他就更加起劲，索性把宫里的太监都拉过来改行做木匠了。

天启五年，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进行大规模重造工程，朱由校亲自担任工程建设指挥长，现场从起柱、上梁到插剑悬牌，指挥每一道工序，将自己的建筑、设计天赋付诸实践。他的雕镂技术也不差，曾经做过十座灯屏，上面雕刻着“寒雀争梅图”，细致精巧，形象逼真。

“上多谄，下多媚”（宋 吕蒙正）——皇帝喜欢什么，天下就兴什么。这是铁律。

宋代的皇帝就喜欢石头。宋徽宗如何经营艮岳山石的内容就记载于宋人书籍《宣和石谱》中。宋徽宗对奇花异石出奇地着迷。安徽灵壁县有一巨石，以大船运往京师，需拆毁城门方能进入，上千人皆不能搬动。待石头入城后，徽宗阅见大喜，御笔赐名“卿云万态奇峰”，更有甚者，宣和五年，太湖发现一石，高六仞，百人不能合抱，徽宗得石喜极，不仅赏了夫役每人金碗一只，还封石为侯——名“盘固侯”！

图——北宋赵佶《祥龙石图卷》

这幅画代表了宋代画院的典型风格：注重法度、写实和细腻华贵。画中仅是一块太湖奇石，但宋徽宗赵佶却对它做了不厌其烦的深度描写，焦墨勾线渗入深浅墨的渲染，加之其“瘦金体”题跋，令观者骇服其才。

封石行为，非为宋代首创。历史上，南北朝时期，建康同泰寺（今南京鸡鸣寺）置供的山石，就被赐封为三品，俗称“三品石”。到了魏晋之际，则是山石赏玩的滥觞期。当时士大夫为苟全性命于乱世，往往寄情于自然山水、隐逸脱俗，如东晋诗人陶渊明酒醉后，常踞眠在一块奇石上，称之为“醒石”。

及后，唐代的白居易、柳宗元、王维等也是十足的石痴。

白居易对石收藏立论重在欣赏，尤爱太湖石，作《太湖石记》——“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三山岳百洞千壑．．．．．．尽在其中”，他也是唐代赏石鉴赏方法唯一创始人。日本见村松勇著《中国庭园》书中赞誉白居易是真正开辟中国庭园的祖师。

宋代文人墨客中嗜石成癖者更是不仅其数。如——米芾、苏东坡、黄庭坚、陆游、范成大等，均有石癖。

宋代著名的书画家米芾，“好奇石，见怪石辄下拜，呼石为兄。”米芾每当见到奇峰怪石就呼之为“兄”，并袍笏以拜。后来，中国首位帝王爱石家南唐后主李煜所钟爱的“海岳庵研山石”就是从米芾手上以一宅换一石得来的。

苏东坡也对奇石有着特别的情愫，他为此还留下了《雪浪石》、《怪石供》、《后怪石供》等诸多咏石的诗文。苏东坡曾在扬州得到两枚奇石，喜极而赋《双石诗》。他被贬到定州时，将其书斋称作雪浪斋。这个名字就是取自于一块奇石雪浪石。此石至今尚存镇江金山寺，被誉为金山寺之宝之一。后人因仰慕苏东坡，作有“石与人俱贬，人亡石尚存……”的悼诗。因其爱石，写石，苏东坡也被后世赏玩雨花石者尊称为鼻祖。

此外，南宋的田园诗人范成大也是石迷，他爱玩英石、太湖石、灵璧石，又对景提名“小峨眉”、“天柱峰”、“烟江叠嶂”等。

宋代赏石玩石的雅趣，上至宫廷、下至文人百姓，广为流行。并且，不仅有实践，而且有理论，论石专著接连问世——《渔阳公石谱》辑录文人学士、能工巧匠嗜石的趣闻轶事；杜绾编撰的《云林石谱》收载全国各地出产的石品116种，详细介绍其产地、采集方法及其应用价值。

由此可知，每个时代，但凡有重要政治人物和诸多文人参与的情趣行为，都会导致该领域的文化兴盛。宋徽宗上下共襄的赏石行为，导致了自宋代开始中国盆景的发展极为兴盛。

同样，明代皇帝朱由校专心营造，参与的木工设计和制作行为，以及大量文人的参与和理论著作的频现——如《鲁班经匠家镜》、《长物志》、《遵生八笺》等。

常言道：高僧之高，不在于懂多少佛理，彻多少悟性，而在于既然有见地就必然有修行，见地必定是从修行当中来。

怎么知道有见地有修正？！就是不但能有参与实践的能力，还要能够将之释放出来与社会发生有机地互动。

明代这些具有实际经验的理论著作的出现，极大的促进了中国传统家具的发展，从而使得明代传统家具的制作达到了历史的巅峰——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中国传统家具最高峰“明式家具”的原因所在！

了解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要立足于历史空间的大背景之下，否则就会出现有碍的断见。

历史也是这样，传世之物的出现，要有传世的材料和人文相配而来，而这都是需要时间的，甚至有的相当漫长！一如江河，溪水成为江河之前，有相当漫长的路要走。

明式家具就是这样的河流——从商周时期一路下来的零碎、多元与看似偶然，事后看来，都如历史的精心安排一般，好似天意！

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天启皇帝朱由校不该被称为“天子”，而应被称为“天材”——他的一生，就是带着“明式家具”的天意而来的。

作者：米鸿宾